毕十年之力，明清社会经济史专家、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导余同元教授的专著《传统工匠现代转型研究》于近日出版面世。为写这本书，余同元一共搜集了20世纪20年代前流传至今的科技文献1003种———后来余教授统计了一下，其中70%以上的技术典籍都为江南人氏所作，其中苏州人就写了其中的67种，居于全国之冠。

这些技术典籍为当时的经济生产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编纂成书的作者，很多人自己就是著名的工匠，比如写出《园冶》的计成，又比如口述《雪宧绣谱》的沈寿。事实上，在明清时期，在江南地区，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与文人都愿意投身技术典籍的著述过程，而一些出类拔萃的工匠，也正面临着角色变化的契机———这种变化对于今天的工艺界来说，亦不失为一种有趣的参照。

沈寿口述《雪宧绣谱》：名匠与文人的一次成功合作

《雪宧绣谱》是著名刺绣家沈寿一生刺绣艺术的理论总结，这不仅仅是一本技术性专著，还总结了前人针法的不足之处，且借助表格、数字、对比等方式，加强表达的准确性。此外，这本绣谱还谈到了艺人的品德修养以至刺绣工作者的保健卫生之法。

苏州人沈寿是仿真绣的发明者，她对中国绣的“板滞而难得画神”早有不满，一直希望寻求突破，后来在赴日期间，沈寿看到了西洋画的立体表现，深受启发。仿真绣的绣理与画理是相通的，《雪宧绣谱》中的总结就是：循画理、师真形。

沈寿是一位奇女子，她本身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在她成为“绣神”之前，画家丈夫余觉的帮扶乃至经纪人的角色，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雪宧绣谱》的完成更是离不开南通实业家张謇的介入———张謇邀请沈寿前往南通开办女红传习所，又在她口述之后完成了这本绣谱的整理。张謇曾说，这本绣谱“没有一个字不是沈寿所说，没有一个字不是张謇所写”。

历史上，科学一般来源于学者对基础理论的研究，技术一般来源于工匠的生产实践经验，只是工匠这一群体通常文化水平不高，缺乏理论研究的文化素质和经济条件，“传统工匠的思考方法常常局限于对自身经验的总结和归纳，而当他们的技术逐渐变得庞大而复杂的时候，就需要求助于掌握专业理论的学者。”余同元教授评价，其实在画家丈夫的长期熏陶之下，沈寿已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着技术的“理论化过程”。

计成写《园冶》：文化匠师的经典之作

江南传统工业技术的精致化，得到了文人的欣赏，而明代中期以来形成的经世致用思潮，又使得一部分文人学者主动投入工业技术的研究，两者结合，因此出现了一批技术专家群体。明清时期就有一批文化匠师和文人工艺师，特别是在园林工艺名家中，多见文人学者型工艺名师，“如明代苏州的文人才子文徵明及其后裔文震亨，大戏剧家李渔等等。”余同元特别提出的，是由鸠匠画师发展为造园大师的计成。

吴江人计成，以造园这个一技之长在江南交游文人士大夫，其中有些是所造园子的主人，有一位曹元甫是《园冶》的起名者，有一位阮大铖则是《园冶》的资助出版者。《园冶》是计成在工作之暇总结出的造园经验，他写这样一部书，一是为造园技术的传承，二是为创立造园学说而著书立说。余同元认为，这也是计成作为一代名匠，人生境界升华的一种体现，“如果从绝对自私的角度，他也可以像有些人的家传秘方一样，以手抄本的形式传子，等儿女们长大成人，立身成业时用此绝技。”计成并没有保守自私，而是将其成书，以使其技艺流传于社会。

余同元在深入研究后发现，中国自古以来，各种艺术都有专著流传于世，唯独造园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却没有专著问世，“造园艺术尚无成法，未形成系统的规则和章法，或者叫造园理论，而《园冶》恰好解决了这些问题。”应该说，《园冶》的出现，填补了中国造园专著及学说的空白。

在后人看来，《园冶》展示了作者丰富的知识结构和高超的科学理论水平；在余同元看来，计成在书中娴熟例举鲁班、庄子、扬雄、诸葛亮等人的典故或作品，例出《尚书》、《文选》等典籍，也使《园冶》的写作表现了较高的文学意境，令后人看到了一个极具文化水准的造园者的形象，“在《园冶》之中，计成不仅对匠人实践作了镜式复制，而且进行了审美与再造，既从实践中升华理论，又从儒道释传统哲理中吸取造园法则，将匠人支离破碎的经验上升到新的科技理论。”计成还在《园冶》之中提出“三分匠七分主人”之说，这也被认为体现了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

孙云球写《镜史》：从读书人到发明家的完美转型

明清时期，读书人日益增多，这其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顺利进取外，大多数都是很普通的知识分子，然后其中有一部分人就不得不凭借自身的文化修养及知识能力从事教学、行医治病等职业，还有一部分读书人就转向了方技、术数等实用技术研究和运用———于是大批文人积极投身实用技术的研究，苏州人孙云球还因此写出一部《镜史》。

孙云球是明末清初时期具有较好文化水平的工匠，后来成长为杰出的制造发明家。他不仅发明了“千里镜”，而且制造光学仪器达七十种之多。《镜史》是他制造镜子的经验总结，其科学技术成就和科学理论价值都是当时国内外机械制造界无可比拟的。《镜史》的主要内容是“二十四种昏眼镜、二十四种近视镜、二十四种童光镜”，及“远镜、火镜、端容镜、焚香镜、摄光镜、夕阳镜、显微镜、万花镜”等各种重要的光学制镜法，“外有鸳镜、半镜、多面镜、幻容镜、察微镜、观象镜、佐炮镜、放光镜、一线天、一线光，诸镜种种。”

年轻的苏州人孙云球，正是因为身处明末世乱，家道中落才放弃了举业，改习匠作，这才有了这许多的制造发明以及《镜史》的写作。在余同元看来，《镜史》的写作十分符合中国文人“文章经世”的理想追求，“如果没有制造业工匠的实践经验，要写出科学技术著作谈何容易———或许正是因为孙云球同时只有具备学者与工匠的两种素质，才能写出高水平的造镜技术理论化著作《镜史》。”

其实在孙云球研究造镜技术之前，苏州还有另一位造镜名匠薄珏。薄珏通过自学及刻苦钻研掌握了丰富的人文、自然科学知识，是当时民间有名的制造匠师和工业科学家，而且他还以自己的实验创制了望远镜，可以说他是中国民间最早发明制造望远镜的匠师，也是世界上最早在实战中（崇祯八年，安庆之战）使用望远镜的人。薄珏一生勤奋著作，余同元在资料搜集的过程中，发现薄珏著有《格物论》百卷等多种著作，可惜大多未有流传下来。

“习艺求名，志在不朽”的匠人信仰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界，一直有一个“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余同元教授在对大量明清江南工业的技术文献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发现，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中国近代科学的发生与发展其实另有特点与规律，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传统工匠中的佼佼者，通过担任官职、著述或其他方式，也同时完成了身份的转变。“在传统社会中，工匠属于劳力者阶层，注重解决实际问题，这是工匠传统；而学者属于劳心者阶层，注重理论诠释，这是学者传统———近世以来，学者传统与工匠传统日益走向结合。”余同元感觉，传统工匠的技术转型问题，本质上还是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科技人力资源开发的问题，“工业科技人力资源开发的程度高低，决定了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在余同元的最新著作中，他也着重谈到了这个因素，“苏州的经济文化之所以发达，关键在于人才数量多、素质高、比例高，人才荟萃。苏州不仅称状元之乡，而且有大批的工商、金融、文教、科技等实业人才、文艺人才、科学教育人才和技术实用人才等，其中尤以技艺百工、能工巧匠之多而闻名天下。”

为什么要研究传统工匠的现代转型？迄今为止，国内关于传统工匠现代转型问题的专门研究还近乎空白，“明清以来，江南区域的社会经济（尤其是工商业经济）一直在全国领先发展，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其内在动力——当前江南长三角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新的势头所带来的新问题，更需要我们研究解决。”余同元的总结是，从历史中寻找经验，是可以得到参照与启发的。

摘自《姑苏晚报》

作者：褚馨 马云燕